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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万肺炎求助帖里的武汉:有人一家倒下4口,有人获救叹“爱心如星火”

2020-02-10 12:41:47

来源:腾讯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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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 今年2月以来,一场“网络求助”活动迅速展开。家属们写下求救信,讲述家人感染、死亡、传染、病危等情况,并附上CT片、诊断报告,渴望在“社区网格上报”制度之外,寻求另一条自救之路。 【版权声明】本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归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独家所有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 作者丨陈龙 编辑丨张弛 “希望疫情
今年2月以来,一场“网络求助”活动迅速展开。家属们写下求救信,讲述家人感染、死亡、传染、病危等情况,并附上CT片、诊断报告,渴望在“社区网格上报”制度之外,寻求另一条自救之路。

【版权声明】本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归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独家所有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

作者丨陈龙   编辑丨张弛

“希望疫情结束后,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地见面。”大年初一,武汉女孩王依依在朋友圈写下这句话。

两天后,她的父亲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。挂号、打针、拿药、吸氧,每天父母都要在医院等待7个小时以上。有一天,父亲回家后呼吸紧促,王依依开始上网发求助帖。

和王依依情况类似的家庭还有不少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,一些疑似感染的病人,因不能及时得到核酸确诊,被困于社区和隔离酒店。于是,他们开始在微信、网络上发求助信。

从朋友圈、微信群,到豆瓣小组、广播,再到微博“肺炎患者求助超话”,今年2月以来,一场“网络求助”活动迅速展开。家属们写下求救信,讲述家人感染、死亡、传染、病危等情况,并附上CT片、诊断报告,渴望在“社区网格上报”制度之外,寻求另一条自救之路。

截至2月9日14点40分,微博“肺炎患者求助超话”的阅读量达12.3亿,求助帖数累积上万。            

等床位:困于社区,止于核酸

姚早香今年83岁,1月31日家人发现她发热,便赶紧给社区上报,至今已经10天。

回想起来,姚早香上月二十几号就有些气喘,会坐在沙发上打瞌睡。姚早香的外孙女李婧说,起初,家人以为是因为封城不能出去打麻将,“在家憋狠了”,精神不好。2月1日,他们带姚早香去医院拍CT、查血,医生说“危重”,但没有床位。因为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楼6楼,一家人抬上抬下,前后折腾7个小时,最后只能又回来。

家人求助社区卫生院,对方说姚早香的病很重,社区卫生院收治不了,“没法治”。一天晚上,外婆喘不上气,李婧打120,打通之后,120说前面排了300多人,而且接人的条件是“必须有定点医院收”。这些天,姚早香只能在家里吃药、吸氧,“但她现在这个情况,吃药根本无济于事。”

姚早香第一次去医院,家住汉阳的小姨着急来看望母亲,因为市内没车,徒步走了两个半小时。走到汉阳动物园时,小姨怀孕的女儿打来电话,“你不能这样子,你还要照顾你的外孙”,家人也都劝她,小姨只得再走两个多小时回去。

李婧的手机每天都要打出几十个电话。2月3日上午,外婆情况不好,李婧在电话里哭着求社区服务中心,无果,在“深深的无力感”下,她在微博超话发了求助。下午心情平复,她再次打给社区,10多分钟的沟通中,那位女负责人说的最多的就是“我们已经上报了,一旦上面说有床位,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们”。可这话,李婧已经听了几十遍。

李婧是一名教师,曾和残疾孩子一起做活动。如今,外婆姚早香感染得不到救治,让她深感无力。            

按照政府要求,对于疑似感染病人,社区网格应立即转移至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诊,但社区也有难处。李婧提到新开放的火神山医院,负责人说,“火神山、雷神山,跟我们差着十万八千里,我们只能一级一级往上报。”该负责人解释,按照程序,社区把疑似病人报给街道,街道报给市里,市里报给疫情防控指挥部,有床位后,再一级一级传达下来。“早上看你打电话哭得伤心,我们心里也蛮难受,也很同情,但是我们也有心无力,只能往上报。”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电话来,问是否去隔离酒店,但外婆已经动不了,对方又不肯来接,而且酒店也没有陪护人员。按照“应收尽收”原则,2月6号,外婆还是被带到了隔离酒店,却不能再见家人。李婧更担心了。2月7日,她又打了几十个电话。“这里连方舱医院都不如。把老人丢在一个没有医护人员照顾的地方,就为了完成收治任务。”

李婧是武汉的一名幼师,平时热心公益。外婆疑似感染前,她还曾在朋友圈帮金银潭医院、省中医医院等机构呼吁,征集物资。但外婆生病后,她感觉“把自己的力量和信心都摧毁了”。

在一家医院做护工的刘小红,也一直没有等到床位。1月29日下午,刘小红的姐姐在家庭群里问“发烧好了吗”,远在海南当兵的李麦这才知道,母亲4天前就发烧了。

46岁的刘小红是湖北孝感应城人,武汉封城后留下,城内没有亲人。大年初一发烧后,她怕连累别人,就把工作辞了;怕影响当兵的儿子,也瞒着家人。李麦的大舅说,刘小红当时在电话里说了“断口话”,说想一个人去宾馆等死。

医院护工刘小红感染后得不到收治,儿子李麦和表姐在微博上求助。            

家人打电话给她所在的集贤里社区,社区志愿者当晚把刘小红送到普爱医院,从晚上8点等到凌晨4点,才拍了CT,打上针。城内交通中断,返回时,社区志愿者说好中午12点在凯德广场接她,但她在那里一直等到下午6点。

1月30日晚上,李麦的表姐希望能给姑妈做核酸检测,医院说需要社区或定点医院开一个“高度疑似新冠肺炎”的证明。但社区说,从没开过这个证明,普爱医院也不能做核酸检测。31日,为了防止没人接送,刘小红在别人帮助下扫了一辆共享单车,自己骑着车去普爱医院打了两针。虽然医生根据CT和血项判断,她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,但根本没有床位。

回去后,刘小红一夜没睡,第二天没有精神,吃什么吐什么,人也站不稳了。情急之下,表姐在朋友圈发了求助,后来被人转到微博超话。

刘小红有心脏病。2月2日联系不上,李麦的大舅很担心,让当地的一个朋友去看望刘小红,当时刘小红躺在屋里已经没有了意识。家人打电话给社区,社区说,如果很急,只能打120;120说,没有亲属在场,只能打110;110说,必须有一个亲属在场。

远在海南的儿子李麦急得不行,于是在网上求助,并请求部队领导协调。随后,远在应城的家人得到了一张到武汉的通行证。李麦父母不和多年,但父亲还是和大舅一起去了武汉,把刘小红送到医院。随后,他们按社区指示去了隔离酒店。

2月3日,记者联系集贤里社区服务中心,工作人员说,因为社区内疑似人员比较多,他们只能做三件事:上报、帮助联系医院、送去隔离。

微博大V@童之伟 是超话“肺炎患者求助”的发起人之一和积极呼吁者。            

“失去了妈妈,我想救爸爸”

从妈妈感染发热到去世,只有7天。而现在,杨文丽又在担心爸爸的安危。

早在1月20日,杨文丽的妈妈就发烧了。第一次去协和医院东西湖分院做了CT,就查出肺部感染,虽然没有测核酸,但医生已经断定她的妈妈是新冠肺炎。可是医院没有床位。协和东西湖分院10个月前才建立,很大,但位置偏远。打完针已是凌晨1点半,车都打不到。家人只能在门诊室熬了一夜,第二天早上回家,22日又去打针。

23日武汉封城后,新一批定点医院公布,父母来到杨文丽住的汉阳附近,希望找个近点的医院。头天晚上,她特地打电话问五医院有无床位,对方说有。23日早上7点半,他们就去了五医院,结果没有床位。重新挂号、看病、缴费、做皮试、打针,每个程序排队,都要花一两个小时,整整耗费了一天。“医院真是人太多太多了!人满为患。”

24日,妈妈熬不住了。爸爸杨国中也有了感染迹象,他拿着两人的医保卡去医院拿药。但妈妈开始咳血,吃不下饭,呼吸急促,病情显然恶化得很快。

26日晚上,妈妈情况危急,杨文丽打了120,吸氧,抢救,终于住了院。但抢救过程中,妈妈非常难受,各种辅助措施都不见效。27日上午10点,妈妈走了。回忆起来,26日晚上,妈妈在家里感到憋气,胸闷,缺氧一度让她皮肤发紫发乌,“人都肿了”。爸爸则完全失措,也筋疲力尽。

杨文丽没有去送妈妈,只能通过视频看一眼她最后的样子,“很痛苦”。其实五医院离家很近,但家里还有公婆和4岁的孩子,“实在是没有办法。”殡仪馆来车直接拉走了遗体。杨文丽说,自己很遗憾,也很无奈。

“那个时候也顾不得悲伤。已经走了一个人,我想救我爸爸。”爸爸杨国中23号也已感染,杨文丽立刻上报给社区。“不能让爸爸再发生那样的事。”但社区无法提供帮助,也没有迅速隔离家人的意思。

直到1月29日,杨国中才被社区送到一家酒店隔离。杨文丽说,酒店只提供三餐盒饭,但没有任何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,他们自己从家里带了一支体温计。杨国中在酒店里反复发烧,最高时烧到40度。30日,杨国中做了核酸检测,但四五天过去也没结果。杨文丽每天催问,还担心出现核酸检测“假阴性”。

所谓“假阴性”,是指原本检测出来的结果应该是阳性,可是却被判断为阴性。“检测阴性不能排除新冠病毒肺炎,即使多次检测也不能排除”,2月7日,湖北省医疗专家组组长赵建平证实,鼻咽拭子检测的阳性率只有30%-40%,许多病例需要多次重复才能确诊。

此前的2月3日,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张笑春教授,和武汉科技大学一位医学副教授程巍,曾不约而同发出一份提议:以CT影像作为新冠肺炎确诊的主要依据。因为患者“数量巨大”,而核酸检测试剂盒质量却参差不齐,“很多试剂盒没有经过重视稳定性检测”,导致检出率低。此外,很多病人咽拭子阴性,肺细胞里却有病毒,“所以出现很多假阴性”。

从隔离酒店逃回家

王思琪家是汉中街的“模范大家庭”,爸爸王相凯和大伯王相酉是楼上楼下的邻居。1月23日,两人几乎同时开始咳嗽,家人开始并没在意,以为只是常规的咳嗽。28日病情加重,才怀疑是新冠肺炎。当天,兄弟俩去协和医院做了CT,均显示磨玻璃阴影,医生称高度疑似新冠肺炎,但却没有核酸试剂盒。

29日晚,大伯咳嗽严重,送到医院后排队、打针,在急诊室坐着打吊水,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。夜里,大伯呼吸困难,却得不到供氧。第二天早上,他因严重缺氧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,意识不清,开始说胡话。

30日,家人求助于社区,得到的答复是“没床位”。“逼得妈妈和大妈情绪失控,大哭大闹,才得到一个答复:下午有隔离观察室。”家人喜出望外,以为可以得到治疗。谁知晚上才知道,大伯被带去的不是医院观察室,而是隔离酒店。

王思琪说,大伯被扶下楼,上警车前,大妈还哭着说,怕这么一走就见不到大伯了。没想到一语成谶。

王思琪的大伯王相酉去世后,父亲王相凯也病危。这是王相凯的CT片。            

隔离酒店没有医护设施,没有暖气,连体温计也没有。“当晚,大伯和爸爸住在不同的房间。大伯情况严重,已经拿不动筷子和勺子。”回忆这个场景,王思琪不禁哽咽,“饭是凉的。爸爸喂他吃饭,他吃了三口,第四口就全部吐了出来……是咳出来的。”

王相凯连忙叫人,请求给哥哥吸氧,或者送医院。但酒店工作人员说没有吸氧机,也没有医生,“社区的人现在还要去把别的人集中过来,让等明天早上再说。”王相凯说,“人都要死了,怎么等得了?”对方不予理睬。

那晚,王相凯没睡好,隔一会儿他就去看下哥哥。早上6点,62岁的王相酉去世了。王相凯等到上午10点,没有等到医生,也没人送早饭。“爸爸觉得,再这样下去,他会跟大伯一样死在那里。”31日早上,王相凯逃出酒店,回到家中。

下午,王思琪的大妈去社区询问大伯的后事,社区打电话后,称没人帮忙。大妈自己联系了殡仪馆,把大伯的遗体拉走。“殡仪馆收了800块钱,说是穿衣服的费用。没有告别仪式,让15天之后再去取骨灰。”

回家后的王相凯,高烧、咳嗽、气喘,需要24小时吸氧,但已经无法走路去医院。“社区说不可能有床位,要等确诊了再说。”王思琪不同意,觉得爸爸现在需要的不是确诊,而是住院治疗。双方互相扯皮,“这就是个死循环。”120也说没床位。

疫情显然已打破了寻常规律。“这种病人一般医院不收,只能定点医院收,定点医院又没有床位。”王思琪说,“人生病了,就该送到医院去救,现在却不行。”

一家倒下四个,“我想努力撑住”

金霖一家,4个人先后发烧、感染,1个人已经去世,他想努力撑住。

51岁的大姨子(妻子的姐姐)在自己家里,大年初一就开始发烧,送到省人民医院后,没有床位。2月2日晚上11点,大姨子情况恶化,“开始翻白眼”,喘不上气。金霖打电话,2个小时才打通120,对方说没车。金霖联系社区、打市长热线,2个小时后,市长热线里的小伙子帮他们叫去了120。送医后,急诊说没有床位,让他们去发热门诊排队。

凌晨3点,姐夫打电话,让金霖早上去找一台呼吸机,准备在家里照顾。他则继续托人、找关系求助。2月3日上午,一位社区领导过来,把大姨子送到七医院,到发热门诊排队,终于上了呼吸机。但不到半小时,中午12点刚过,大姨子就停止了呼吸。

“我姐姐的病,没有得到治疗就走了。对于我们亲人来说是什么感觉?我们都努力了,不是我们不给她治疗,是没有医院给她治疗。”

1月28日金霖发现岳父发烧,送去医院后,医生让他们回家自己吃退烧、消炎药。随后,岳母、妻子同时疑似感染。去医院做CT,只有岳父“达到了做核酸检测的标准”,其他人都不能做,“意思就是核酸检测机会很珍贵”。31日结果出来,岳父呈双阳性。他马上上报了五麒里社区。

金霖的岳父核酸检测结果为双阳性,但仍然在等床位。            

除了岳父,岳母和妻子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,吃药得不到缓解。“但我又没有时间带她们两个人去医院做检查、确诊。”金霖说,在医院,仅挂号排队,都要等6个小时以上。“挂了号看医生,又要排队;看完医生要等结果。拿了结果给医生复检的时候,还要排队。”每一天,大家都筋疲力尽。

金霖每天都要打很多电话,希望先把确诊的岳父送进医院。每次社区都说已经上报,但5天过去,他没等到任何通知,岳父仍然住在家中。家里只有90平米,金霖住到一个朋友的空房子里,每天给岳父岳母和妻子弄点吃的,带到楼下,他们再下楼去取。

金霖是退伍军人,他每天打100多个电话,还要花时间研究网上的许多文章,给家人找药。中午大姨子走后,殡仪馆来人,姐夫签了字,被告知疫情过后再通知。金霖希望保住其他家人,“但是你告诉我,我怎么保护?”

“我每天在枪林弹雨里面穿过,每天跑医院,在病毒里窜来窜去,家里还有三个病人要照顾。我怎么保护我的家人?我现在连自己都保护不了。”金霖说,“我们只有在家里面等死。”他的防护设备,只有一个医用口罩,“什么东西都紧缺。武汉市早就没有N95了。”

之前打电话时,社区人员一听就知道是他。一个表妹帮他们在微博发了求助帖后,社区开始主动联系他,但依然说“在尽力而为,在申报”。他没有告诉岳父岳母大姨子已经走了的事。虽然心里更没了把握,但金霖还是给家人打气:“现在社会上都是这个情况,床位太紧张,别人都在排队……”

陈怡的奶奶1月23日就感染了,且来势凶猛。发烧,呼吸困难,到医院拍CT,“肺部纤维化”。三个儿子轮流背她去医院排队、打针,没想到全部感染。因为没有核酸检测名额,奶奶没床位。三天后的26日凌晨,奶奶在家中因呼吸困难死去。

陈怡的爸爸陈祖华的病情当晚也恶化,乏力、头晕、呕吐,2月后甚至无法站立走路,只能吸氧,每天干咳,在家隔离10多天。2月1日勉力支撑,去医院拍了CT,显示双肺感染。

上报给社区后,他们一直得不到核酸检测的通知,“社区只让自行隔离,也不管家人有无感染危险。”陈怡说,这几天,街道推社区,社区推街道,街道推洪山区政府,区政府推隔离点、指挥部。

甚至隔离点都不愿收陈祖华。2月3日,在妻女的强烈要求下,陈祖华终于被送去了隔离点。晚上,陈怡和爸爸视频通话,6点隔离点发的饭,7点半陈祖华还没吃。“饭已经凉了,爸爸说完全不想吃。”陈怡说,“爸爸说话断断续续,眼睛都睁不开了……”

肺炎患者求助超话 里,陈怡描述了全家5人感染的情况。其中,爸爸陈祖华情况最严重。            

在微博超话,她“冷静地描述我家发生的这一切”,加上逝去的奶奶,以及大伯、伯妈、爸爸、叔叔共5口人都感染,爷爷也常年在家卧床吸氧。一天之内,微博有了600万的观看,2万转发。可是还是没等到救助。

“我这人平时最好面子。实在没办法了,我才豁出去了,把真实姓名、住址等信息都告诉大家了。”陈怡说,“我真的走投无路了,谁都不想这样是不是?”

爱心如星火,让人既感恩又鼓舞

网上求助,有时确实能起到作用。

武汉封城后,90后滴滴司机万久雄加入了支援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队列。“那天晚上,整个武汉都热血沸腾了,你知道吧。”万久雄说,全国各地的人都在怪武汉,武汉人只能自救,“医护人员坚守在一线岗位,我们也不能退缩。”

各省对口援助启动后,多地医院医疗队伍“出征”湖北。            

一般医护人员提前把乘车信息发到群里,出示工作证,他们就按时出车。万久雄跑夜班,他说,大多数医护人员下班后一身疲惫,在车上都很沉默。有两次去医院拉吸氧设备,遇到病人对护士动手,他还上前拉架、调解。

可是,万久雄的家人却陆续感染。1月26日,先是奶奶发病,送医院后,27日就没了。一起生活的爸爸、妈妈、姐姐相继感染。1月29日做CT,医生说疑似。2月2日,父母突然乏力、头晕、气喘。电话里,万久雄还以为父母故意夸大,发觉严重性后,赶紧联系社区送医院。

那天晚上,万久雄妈妈的血氧饱和度只有61,“护士都跟我说,太吓人了。”当天抢救后,父母就再没离开医院。妈妈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,爸爸却做不了核酸检测。

万久雄上网发求救信后,得到不少关注和帮助。媒体、市政府、区政府联系了他,滴滴公司派了三个负责人来,帮助协调床位。最后,不知哪一方起到了作用,妈妈终于得到一个金银潭医院的床位。

可是,他的爸爸和姐姐还处在危险中。“爸爸65岁,有糖尿病、高血压,可能有并发症。”万久雄说,“没有确诊,就没有资格去住院。”

2月4日,15岁的江炜炜得到爱心帮助,终于把生命垂危的奶奶杜秋兰送进了武大中南医院的病房,清寒的家里还添置了不少防护、消毒用品和食品。就在2天前,他濒临绝望。

帮奶奶成功住院后,志愿者郑小仙带江炜炜到超市采购食品。            

江炜炜父母俱在,却如同孤儿。据志愿者郑小仙讲,江炜炜的奶奶没有子女,爸爸江华是奶奶从二姐那里抱来的。爸爸和妈妈十几岁就结婚,生下江炜炜后又很快离婚。如今,爸爸已服刑多年,30多岁的妈妈则常年在四川打工。

“我对他(爸爸)没有任何感情,我恨他。奶奶最需要他的时候,是我这个孙子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她。”江炜炜说,“照顾她我无怨无悔,但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原谅她的儿子。”

江炜炜从小被爷爷奶奶带大,现在是一所艺校的初二学生,因为性格内向,他人缘不太好。上艺校后,妈妈为他缴昂贵的学费,每月给几百生活费,此外再无眷顾。自打出生,江炜炜一年里很少见到父母。

武汉封城前一天,回家探亲的妈妈离开武汉,回了四川。大年初二,平时身体健朗的奶奶突然发烧,江炜炜照顾了她十多天。2月3日,奶奶病情恶化,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喘气,口中喃喃说话,江炜炜却一句也听不清。

此前,江炜炜每天都联系社区,希望给奶奶做核酸检测、住院治疗,“他们根本就不管,每次都说,我们只能上报和登记,帮不了你任何事。”110、120、市长热线,他打了所有知道的电话,“每次基本把话说透了,我奶奶已经快死了,是真的有这种危急情况。”

他们也不是没有亲戚,但是在灾难来临的时候,他们显得冷漠,“更不会过来帮助我一个小孩。”

爷爷已经去世三四年了,他一直与奶奶相依为命。那天奶奶快要断气,他才想到向外界求助,但手机出了问题。情急之下,他把一段信息发给一个亲戚。“我现在只有奶奶一个亲人,她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亲人。我不想成为孤儿。”

那个亲戚帮他在朋友圈发了求助,但把他的身份错写成“初一学生”。这个求助信随后被发到微博,受到微博大V@童之伟和数百万人的关注。

首先关注江炜炜的是一批北京的志愿者,随后,武大校友会也介入此事。郑小仙所在团队前往江炜炜家中核实情况,积极奔走。郑小仙曾当过5年武警,退伍后成为武汉的铁路工人,仍心存侠客理想。封城后,他加入一个关注孤寡、残疾老人和孩子的公益组织,按不同情况,小分队派送食品、口罩、吸氧机、救急资金,严重者送医检查、安排床位。

郑小仙在那所几十年的老房子里看到,除了祖孙俩,与其一窗之隔还住着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。江炜炜说,那是爷爷奶奶后盖的,租金本是600元,因为两位婆婆是朋友,只收400元。帮忙做卫生、消毒时,奶奶从外边捡回来的两个拖把一用就散。

武大校友会发动人脉,很快为江炜炜的奶奶找到了医院和床位,一个基金会也给江炜炜捐款,郑小仙自己还给了他1000元。2月5日,他们穿着厚厚的隔离服,希望能去看下奶奶,被医生阻止:“你们穿成这样,进去百分之百感染!”在隔离病房外,郑小仙看到里面弥漫着乌云般的雾气,听到许多呻吟,闻到的是浓郁的消毒水味,“恐怖,压抑。”

帮奶奶成功住院后,志愿者郑小仙给江炜炜穿上防护衣,随后到家中全面消毒。            

晚上,江炜炜听说奶奶情况稍微好转,能喝点稀饭了。他感到幸运,“因为我清楚地知道,武汉有很多人感染病毒,还有一部分人比我们更严重,都没有住上医院。”他说,自己本心并不想求助,“但那时候,奶奶真的快要不行了。我一直在那里哭……没办法,没有人帮我。”

把江炜炜安顿好后,郑小仙继续奔走于其他孤寡、残疾老人和儿童的家中。

爱心的星火虽然微弱,对于困境中的人确实是莫大的希望。黄陂人王卫的母亲感染后,到处求人寻求做核酸检测、找床位。在朋友的帮助下,母亲顺利住院。他既感恩又受鼓舞。此后,他每天在朋友圈发求助信,为他人奔走呼救。“只能靠网络传播来引起注意了。”王卫说,“如果事与愿违,就在尘埃落定前奋力一搏。”

妈妈得到帮助后住院,王卫每天帮别人发求救信。            

志愿者组织每天筛查、核实每一条求救信息,并汇总更新,供公益组织和个人提供援助。            

等不及的亲人

现在,单亲妈妈文雯感到后悔。她在一家人流密集的超市上班,隔日一休。最初她并不太在意,还在朋友圈喊口号:“战疫情,保供应;一份责任,一份担当,战斗在防控最前线,你是最闪亮的星!”

“当时可能是我带回来的病毒。”文雯说,本来父亲身体很好,但被病毒感染后,开始发烧,咳嗽了一个星期。CT检查有磨玻璃阴影,但没床位,只能回家自行隔离,吃药、打针。

2月3日,她们向医院求情许久,终于让病情恶化的父亲住进了病房。第二天,还没来得及做核酸检测的父亲去世了。文雯懊悔不已。当天凌晨,她哭着在朋友圈写道,“亲爱的爸爸,你就这样静悄悄走了,给我和妹妹留下那么多遗憾!下辈子我和妹妹还要做你的女儿,还要跟你做劫数,天天做好饭三催四请叫你起来吃饭,你就慢悠悠地从房间里出来……女儿永远爱您……”

2月5日凌晨,单亲妈妈文雯在朋友圈送别爸爸,“下辈子还做你的女儿”。            

此时,文雯、母亲、2岁女儿都感染了病毒。她在微博发了求助,得到关注,许多朋友联系她,还有医生单独联系她做CT。女儿很快确诊,住进了儿童医院。但治疗期间,无人照顾。2月7日凌晨,文雯自己发着高烧,她不放心孩子,于是继续求助。

为了孩子,第二天,文雯进入儿童医院照顾孩子。“我也病重了,但不能出去治疗,谁来救我?”

超市售货员文雯失去了爸爸,妈妈、女儿和自己都感染。女儿住进儿童医院,需要照顾。 受访者供图            

袁梅也感到后悔。妈妈陈焕芝1月23日就发低烧,她报告了社区后,去和平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检查。但检查时陈焕芝正好没发烧,也没有呼吸困难、拉肚子等明显症状。医生没给她做CT,只让回家好好休息。“那时如果做了CT,也许不会到现在这么严重。”

25日后,她们第一次去了普仁医院,仍然是低烧,医生只给开了药。随后政府出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政策,为防止人员流动感染,疑似病人和家属只能在社区检查,社区上报通过后才能到定点医院治疗。这样耽搁下来,袁梅一直没觉得妈妈的病情有多严重。

1月30日晚上,她还在朋友圈发图,称赞网剧《大主宰》,“娜比(欧阳娜娜)和王源很有CP感啊!好看好看好甜好甜!”第二天再去普仁医院,妈妈已经烧到39度,这次她们终于做了CT,显示双肺感染。袁梅慌了,到处询问做核酸检测的途径。

陈焕芝的症状微弱,很特别。2月2日,她发烧8天后,医生诊断为“病毒性肺炎”,描述道,“乏力,偶有咳嗽、咳痰,无明显胸闷、呼吸困难,无腹痛、腹胀、腹泻……等不适。”

核酸检测机会极为欠缺。他们从普仁医院转到九医院检查,血清项目均为阴性;又从武大中南医院问到七医院是否有核酸检测试剂盒。2月3日早上,他们终于去七医院排上队,拿到77号,中午再看,后面的人已经排到500多号。“这还只是预约,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们。”

陈焕芝的病情诊断,许多症状都不明显。            

排队期间,社区又打电话来,建议病人到定点宾馆隔离。“要么居家隔离,要么住宾馆。”社区发来的《承诺书》明确告知:“只是隔离观察,不提供医治”,“集中隔离点与居家隔离相比,也还存在交叉感染风险”。袁梅不放心母亲一个人住,选择居家隔离。“我不知道哪一天会要求强制隔离。我妈60岁了,还没确诊。送到宾馆没人照顾,又没有医疗条件。那不是关进去等死吗?”

社区发给袁梅的《承诺书》明确告知:隔离酒店“只隔离观察,不提供医治”。            

袁梅开始在微博超话、朋友圈密集发求助信。回到家后,陈焕芝一直低烧,没食欲,出现呼吸急促现象。2月4日九医院的CT显示,肺部感染面积扩大。但医院没有床位,称“只有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,才能住院”。

2月6日,三天过去,在普仁医院做的核酸检验结果终于出来,显示阳性。陈焕芝确诊为新冠肺炎,但医院没有床位。此时,她的血氧饱和度已经掉到53%。2月7日,袁梅继续在网上、朋友圈呼救。

2月7日下午,母亲还是走了。“最后也没等到床位。”

最后一条朋友圈,她把青山区、洪山区22个有用的电话提供给朋友。            

这些天里,袁梅每天都打无数个电话。晚上,她把自己收集的22个洪山区和青山区卫健委、疾控中心、指挥部、街道、医政科、市民热线、医院医务科以及街道、小区负责人的电话发在朋友圈。“希望能帮到同样处境艰难的病友,不要让悲剧重演。”

(除姚早香、杨国中、刘小红、王相凯、王相酉、陈祖华、万久雄、杜秋兰、王卫、文雯、陈焕芝外,其他人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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